【正文】    孔子在其一生的办学教育实践中，一向重视礼乐之教，认为不学礼、不知礼，无以立也。但是，从仁人君子的培养目标和治国安民的才用要求看，礼乐之教虽然繁杂细微但也简单易学，远不如道德智慧、安邦治国的学问那么复杂深奥，而且因为在功效上又不是那么直接明显，也似乎没有那么重要。孔子本人也承认，仁德是根本，而礼乐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并以“绘事后素”的道理为喻，把仁德比作素净的布帛底子，把礼乐比为在布帛上面织绘出来的美好图象（《论语·八佾篇》）。这就让我们不能无疑：既然仁德与礼乐的关系如此，孔子为什么又要那么重视礼乐之教呢？在他看来礼乐教育之于人才培养的价值和意义，又究竟何在呢？
　　一、 释经辨惑
　　为了解除上述疑惑，我们需要在《论语·先进篇》的前三章节中寻找答案。只是，对这三段经文尤其是对第一章节经文的的理解，我们不可盲从前人给出的注疏，而应在用心体会领悟的基础上作出全新的解读。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子“先进于礼乐”这一段话，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几个字，但在儒家经籍里面，却可称得上是最不容易解读的章节之一，往古来今错会误解者也最多，而且由于这些错会误解直接屏蔽了对孔子“先进于礼乐”教育思想的发明光大，造成的危害和损失也最大。
　　自从宋代大儒们如程颐解释“先进于礼乐，文质得宜，今反谓之质朴，而以为野人，后进于礼乐，文过其质，今反谓之彬彬，而以为君子”，朱熹注解说“先进后进，犹言前辈后辈，野人，谓郊外之民，君子，谓贤士大夫也”（《论语集注》），千百年来，人们就都一律照本宣科，按照他们给定的注释来疏通和解读此章大意。常见的有以下两种，一种是把“先进”理解为“前辈”或“先辈”，这其中虽然有其道理，但是，如果把此“先进”理解成当年跟随孔子游走于陈、蔡诸国时的那批早期弟子，并称呼他们为“先辈”、“前辈”，于晚辈后生来说理所应当，但它分明出自孔子之口，这又成何道理？况且，就算他们解说的对，接下来又该如何将这些可敬可爱的“先辈”们与“野人也”的评语挂钩？！如果硬要挂钩而且又要疏通其大意，就不能不把所谓的“先辈”、“前辈”，遥想成远古时代尚无文明可言因而疏野无拘但却率真质朴的先民，然后再把“后进于礼乐”的“君子也”，理解为文明发达后文胜其质流于浮华虚荣的文士书生，然后认为孔子是说在做人上宁可朴野而不要虚浮。还有一种解读认为，孔子在此是说有这么两类人，一类是先学习礼乐，然后“学而优则仕”去做官做事的，另一类是先做官做事，然后“仕而优则学”再去学习礼乐的，但是这仍然不能与“野人也”、“君子也”的判别合辙，于是便天马行空联想到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语，《左传·昭公十七年》）、贵族世家子弟不习礼乐的社会乱象，把“野人也”臆断为野生野长的草民百姓，把“君子也”思忖成贵族王孙、世家子弟乃至国君之子，然后说孔子的意思是在用人上赞成从“先进于礼乐”的平民中选取人才。如此解读经文，真的就是瞎子摸象，虽然也把捉到一点两点真况，但要疏通其全体大意，则无不似是而非、生硬牵强。
　　古人编排《论语》看似杂乱，实际上却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比如说，在章节的前后安排上，有的是在思想内容上相关联，有的是在发生的时序上有联系。因此，要想正确解读“先进于礼乐”这一章节的文字与内涵，需要与上下经文互作参照，更需要全面了解孔子不同时期的办学情况以及众多弟子们成长成才的过程和表现，在此大量背景信息的基础上，方可领会契达孔子这段话的本意。我们认为，此一章节的内容，是孔子晚年对其一生办学施教经验的反思和总结，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在教学内容的先后安排上，是先进行礼乐教学呢，还是先进行道德、政事以及言语表达等方面的教学。采用直白易懂的表述方式，我们对“先进于礼乐”这一章节解说如下：
　　孔子说，首先从礼乐入手施教，然后再进行德行、言语、为政等方面的教学，这是考虑到年轻弟子们一开始时性情大都散乱而疏野，所以需要靠礼、乐之教来约束和化导，这样的考虑和安排，是野人之教；
　　先从德行、言语、政事等开展教学，然后再进行礼乐方面的传习，这是以仁人君子、佐世之才的培养目标为先导，也是把弟子们首先视为潜在的仁人君子来施教，这样的考虑和做法，是君子之教；
　　从培养仁人君子、造就佐世良才的教育目的看，究竟哪一种教育安排和做法更为可取呢？孔子作出的选择是：遵从首先施行礼、乐教育也即野人之教的安排和做法。
　　在疏通此段经文大意后，接下来又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孔子为什么会提出“先进于礼乐”还是“后进于礼乐”这个教育学问题？他又依据什么主张遵从“先进于礼乐”的野人之教？
　　二、 感伤的回顾，沉重的结论
　　孔子回想当年跟随他游走于陈、蔡两国遭受种种磨难的那批弟子，大都死散殆尽，再也不会来到门下了，说了这样一句非常伤感的话：“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并紧接“先进于礼乐”章节之后被记载下来。假如这两段话也是前后相续说于同时，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孔子在这里所思考的问题和指陈的事情，也一定有关联，并由此可以推知：第一，孔子说这两段话的时间，应是在他生前的最后两年，因为还在孔子活着时，子路是那批弟子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他在鲁哀公十五年也即公元前480年战死于卫国，这一年孔子七十二岁。第二，在人才教育培养上，孔子提出并思考是“先进于礼乐”还是“后进于礼乐”，不是对当时社会上的教育现象进行观察思考，也不是作为一个教育理论问题进行学术探讨，而是立足并有感于自己一生办学施教的实践经验，对“先进于礼乐”和“后进于礼乐”所做的反思和评判。他最后给出“吾从于先进”这样一个结论，更不是纯然的逻辑推理的结果，而是更多地基于不同时期弟子们成长成才的具体表现。可以想见，在他既不堪回首又难以忘怀的记忆里，自然不乏桃李芬芳的赏爱和欣慰，同时也有着饮泪泣血的悲伤和哀痛。
　　孔子自而立之年前后始教于阙里，直至五十岁仕鲁，一直都在潜心办学，由于当时鲁国的政事活动大都离经叛道，所以不愿涉足仕途，《史记·孔子世家》载：“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在此时期，他建立了以礼为行为规范、以仁德为修学核心的道德伦理体系，施教的主要内容也不外乎《诗》、《书》、礼、乐以及仁义道德，但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却有先后之分和轻重之别，他最先着手并特别看重的是礼、乐之教。他所谓“先进于礼乐”的野人之教，所指即是此一时期的教育模式。从五十五岁离开鲁国去周游列国，以期推行实施其仁政，由于跟随他的弟子们，已经具备了良好的礼乐修养、道德素质和能力水平，又已踏上社会就要经世致用，他施教的重点也当为之一变，转向以现实的德行、言语、政事等方面内容为主。自六十八岁返回鲁国直到去世，他又招收大批年轻弟子潜心办学，并删《诗》《书》，定礼乐，演《易》理，思大同，使其哲学思想体系和政治伦理学说更趋精深而完备，在办学施教上，则以达成仁人君子、佐世之才的培养目标为导向，重视道德修养、言语能力、政治才干等方面的教育培养。他所谓“后进于礼乐”的君子之教，指的就应该是这一时期的教育路线。
　　可是，凭什么认为“先进于礼乐”的野人之教优胜于“后进于礼乐”的君子之教，并主张遵从“先进于礼乐”的野人之教呢？孔子未曾说明其中的道理，也许曾经说过但没有被记载流传至今，但我们也不必为此懊丧和遗憾，《论语·先进篇》第三章节的编排，自有他的道理在，我们足可从中看出端倪。
　　这一章节所记载的，就是孔子对他的最得意弟子的评唱。他认为，德行最好的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表达或外交辞令和才干优秀的，是宰我、子贡；政治能力最强的是冉有、季路；文学修养最高的，是子游、子夏。在这被后人称为“十哲”的优秀弟子中，除了子游、子夏，其他八位全是他当年实施“先进于礼乐”野人之教培养出来的高徒！其中，颜渊的安贫乐道以及他的仁德与学养，若不是孔子“先进于礼乐”的野人之教，也即“约我以礼”、“博我以文”，焉能至此？！子路为道义战至将死，仍要从血泊中挣扎着爬起来，整理周正衣冠，说：“君子死，冠不免”，然后再从容就死，任人剁成肉泥，如果没有“先进于礼乐”的野人之教，哪有如此义薄云天、礼钦鬼神的壮举！难道这还不够足以让孔子笃定如山地说，我主张遵从“先进于礼乐”的野人之教吗？！
　　三、 对“先进于礼乐”野人之教的评说
　　孔子晚年对“先进于礼乐”还是“后进于礼乐”的思考和主张，是他教育思想巨大贡献中的又一笔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发明并好好珍惜。
　　我们现代人之所以不太理解孔子为什么重视礼乐教育，是因为我们通常理解的礼乐，已与孔子所说的礼乐相去甚远。孔子所说的礼乐，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社交礼仪和音乐艺术，而是自古以来保障社会政治活动以及百姓日常生活正常运转的准则。以礼仪来说，它包括了自周朝开国以来制订形成的国家制度、外交与祭祀规范、道德文化趋向以及自天子以至于庶民沿袭遵奉的各种习俗，上述礼仪和习俗虽然也要通过外在的活动形式和行为举止来表现，但却是以忠、孝、仁、义等道德为其内在基石的。比如说，政治以及外交活动中的礼仪，就是仁与智的外在展现；上下等级之间的礼仪，彰显的是宽与敬、忠与恕；朋友社交之间的礼仪，内在的准则则是信与义；父子兄弟之间的礼仪，根本的核心就是孝与悌；丧葬的礼仪，背后所基于的原点是人情之实、孝子之志。所以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在他看来，礼就是仁之礼，乐就是仁之乐，所以教育弟子们学习礼乐并要长久用礼来约束自己、用乐来感动化导自己，这本身就是在培养他们的仁德了，而且还是将来自立立人成为仁人君子的根本。至于和崇德辨惑、讲义说理的教学相比，也实在没有轻重高下之分，而只有先后早晚之别，前者虽然属于言行举止上的外学，但也蕴含了仁德的内学修养；后者虽然属于心性思维上的内修，但与礼乐上的外学却又恰恰具有表里呼应、相辅相成的作用。
　　那么，为什么在施教上又主张“先进于礼乐”而否定“后进于礼乐”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的道理作解释，第一，礼乐教育对于人才培养来说虽然必须必要，但从表象上看，它对达成人才培养目标的功效，既不直接也不显著，而“后进于礼乐”的君子之教，则恰恰是以仁人君子、佐世之才培养目标导向下采用的做法，也即先把弟子们视为潜在的仁人君子、佐世贤才，然后再来努力促成之，自然在教学内容的取舍和安排上，就特别讲求功效与速成，并因此对礼乐教育有所疏忽怠慢，但是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却往往是欲速则不达，特别是在人才培养上自信过强、期望过高而又急于求成时，这样的失误虽聪明睿智如圣人也不能免。第二，“先进于礼乐”的野人之教，是先把作为青少年的弟子们，视为不知礼乐为何物故而无拘无束的野人，然后立足于他们生理心理上的特征特点，又从他们成长成才的内在规律和未来人才培养目标的实际需要出发，来安排并实施教学。很显然，这是一种既务实有效又高明合理的教育策略和做法，其中，礼的教育，不仅与弟子们下一步的仁德修养有内在联系，而且对他们的视、听、言、行更具有很强的理性约束作用，可以帮助他们收摄散乱外驰、疏野无拘的天性和习气；乐的教育不仅也与下一步的仁德修学有内在联系，而且对他们的心志情感更有很大的启发、疏导和感化作用，能够雅正、净化和提升他们的思想情感。退一步说，既使完全不考虑礼乐教育与仁德修学的内在联系，我们也仍然认为”先进于礼乐”的野人之教更为可取，它将有助于下一步的仁德教育以及其它方面的修学，甚至会对下一步的教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道理很简单，譬如驯马，“先进于礼乐”的野人之教，犹之于首先驯服其野性，然后再训练其技能,而“后进于礼乐”的君子之教，则犹之于先训练其技能，然后再去驯服其野性，二者的功效如何可想而知；也如同学习百工技艺，学习者一开始真正需要的并不是高深的道理和便捷的方法，而是身心的定、静，只有在身心定、静的前提下，方能提高其学习效能并有助于悟入其中的奥妙。而“先进于礼乐”野人之教的做法，就恰恰具有收摄散乱外驰习性使其身心定静下来的功效。
　　   孔子对于礼乐之教的思考，可谓至真至实、至精至微。奈何祖庭秋晚、去圣时遥，传至今天非惟无多，又被滥会滥解埋没了许多，殊可痛惜。当然，相隔了两千多年，社会教育的发展规模和发达程度，固然不可同日而语，目前各级各类教育设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与孔子时代追求的仁人君子、佐世贤才也大为不同，但是，古往今来教育的本质规律没变，人的生理心理成长成熟的发展轨迹没变，仁人君子一词所涵盖的道德规范标准，也基本没变，因此，孔子以道德为核心的教育思想以及“先进于礼乐”野人之教的施教主张，也就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宝贵的借鉴价值。我们相信并期望，通过发明孔子“先进于礼乐”的教育思想和主张，能够帮助进一步挖掘整理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建立形成既能绍承古代优秀道德文化传统，又能符合现代社会实际需要的道德伦理体系，并应用于现代教育体制内的品德教育中去。倘能如此，则不仅有利于促进各级各类德才兼备人才的培养，同时也将是实现复兴伟大道德文化传统中国梦，在教育领域迈出的坚实一步。

郭炳灿，青岛农业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牟少岩，管理学博士，教授，青岛农业大学社科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