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众所周知，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当今世界的第一大文学奖项，总是与中国的文学界和翻译界有着“割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在上海的一次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上就公开宣称，中国当代作家之所以未能获得诺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优秀的译本。他的这番断言曾激起一些中国作家的强烈不满，他们当即问道，诺奖评委会究竟是评价作品的文学质量还是翻译质量，马悦然并未立即回答，因为他自己也有不少难以言传的苦衷。据报道，2004 年，当他再一次被问道“中国人为什么至今没有拿到诺贝尔文学奖，难道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真落后于世界么？”马悦然回答说：“中国的好作家好作品多得是，但好的翻译太少了！”对此，马悦然曾作了如下解释：“如果上个世纪 20 年代有人能够翻译《彷徨》、《呐喊》，鲁迅早就得奖了。但鲁迅的作品只到 30 年代末才有人译成捷克文，等外文出版社推出杨宪益的英译本，已经是 70 年代了，鲁迅已不在人世。而诺贝尔奖是不颁给已去世的人的。”
　　莫言的获奖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他的作品的英译的数量、质量和影响力。看不到这一客观的事实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后更加重视中国当代文学的外译，并加以推进应该具有直接的借鉴和指导意义。诚然，诺奖由于其广泛的世界性影响和丰厚的奖金，致使一些自认为有着很高文学造诣和很大声誉的中国作家对之既爱又恨：爱这项高不可及的国际性奖项，始终将其当作对自己毕生从事文学创作的最高褒奖；但同时又恨自己总是得不到它的青睐，或者说恨那些瑞典院士总是不把目光转向中国作家和中国当代文学。我想这种情况至少会延续到第二位中国本土作家再次摘取诺奖的桂冠。但无论如何，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总是离不开翻译的帮助。10月11日，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 · 恩格伦德（Peter Englund）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理由是他的作品“将梦幻现实主义与历史的和当代的民间故事融为一体”，取得了别人难以替代的成就。按照恩格伦德的看法，莫言“具有这样一种独具一格的写作方式，以致于你读半页莫言的作品就会立即识别出：这就是他。”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确实是很高的评价。但人们也许会问，恩格伦德是在读了莫言的原文还是译文后得出上述结论的呢？
　　毫无疑问，他是在读了莫言的著作的译本，更准确地说，是读了葛浩文的英译本和陈安娜的瑞典文译本，才得出这一结论的。可见成功的翻译确实已经达到了有助于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境地，这也正是文学翻译所应该达到的“再创造”的高级境界。同样，也正是由于读了葛浩文的英译本和陈安娜的瑞典文译本，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唐纳德 · 莫里森 （Donald Morrison） 才能够称莫言为“所有中国作家中最有名的、经常被禁同时又广为盗版的作家之一”。就上述各方面的评论而言，我们不可否认，翻译确实起了很大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的决定性的作用。毫不奇怪，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在国内外文学界和文化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绝大多数中国作家和广大读者都认为这是中国文学真正得到国际权威机构承认的一个可喜的开始。但是实际上，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莫言的获奖绝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他的原文本的质量奠定了他得以被提名的基础，对他的作品的批评和研究使他受到瑞典文学院的关注，而英文和瑞典文译本的相对齐全则使得院士们可以通过仔细阅读他的大多数作品对其文学质量作出最终的判断。据葛浩文坦言，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他偶然在一家中国书店里买到了莫言的《红高粱》，随即便被莫言的叙事所打动，并开始了莫言作品的翻译。当他于 1993 年出版第一部译著《红高粱》（Red Sorghum） 时，莫言刚刚在国内文坛崭露头角，其知名度远远落在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后面。尽管当时莫言的文学成就并未得到国内权威文学机构的充分认可，但西方的一些卓有远见的乎全身心地投入中国文学翻译的汉学家实在是凤毛麟角。认识到这一事实我们就会更加重视中国文学的外译工作，如果我们努力加强与国际同行的合作，我们就肯定能有效地推进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我们的翻译研究者对他们的跨文化阐释式翻译的价值决不可低估，而更应该从其成败得失的经验中学到一些新的东西，这样我们就能同样有效地将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以及中国文化的精神译介出去，让不懂中文的读者也能像我们一样品尝到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丰盛大餐。这样看来，无论怎样估价翻译在当今时代的作用都不为过。